如何评价袁崇焕？在他死后四百年间，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说法。
史学家侯杨方在《征战》一书中写道：
“四百年来，在世人眼中，袁崇焕的地位曾一落千丈，直堕地狱之下，然后又开始反弹，一度直抵云霄之上，现在又有点儿下跌。我们不禁要问，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为什么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评价会如此大起大落？”
金庸评价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这个评价因为金庸的影响力而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而且它的正面性远远超过历史学界对袁崇焕的评价。反面评价也有许多，不愿降清而远走异国的朱舜水就“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侯杨方在叙述了袁崇焕的生平与下狱经过后，多少有些沉痛地写道：
“也许是深受评书、戏剧、章回小说的影响，不少人评论历史事件总是喜欢简单化，将成功或失败都归之于某一个人，成功是因为有忠贞爱国者，失败则是因为奸臣当道，有卖国贼。袁崇焕便不幸成为‘己巳之变’的替罪羊，承担战败的责任，这样一来大明朝野上下就不需要认真总结反思了。”
这种思维的受害者，并非只有袁崇焕，它甚至可以算是一种精神毒瘤，至今存留在许多人的意识里。
很显然，自萨尔浒之战后，明军损兵失地、节节惨败的根本原因，崇祯皇帝并不清楚，因此也无法提出什么实实在在的应对策略。他只能面对一个个失败，然后找一个个替罪羊。
问题回到前面，为什么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会“顿兵不战”“逗留城下”？
侯杨方的答案是：
“因为关宁军也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在广渠门下背水一战，背靠城墙，后金军很难形成合围，关宁军总算打了一场规模其实并不太大、死伤在几百人上下的战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他要是率领九千骑兵与几万后金骑兵进行正面野战对抗，完全是自杀、找死。一直到崇祯二年，明军可与后金军对抗的部队只有祖大寿率领的九千关宁铁骑而已。满桂率领的天下援兵四万人，一天之内就被后金军全歼，四个统帅非死即俘，失败得彻彻底底。缺乏一支可以和后金正面对抗的精锐部队，是明朝面对后金的最大弱项。”
至于众说纷纭的反间计，无非是皇太极效仿《三国演义》里的“蒋干盗书”情节。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一计实在过于评书化，显得太低级，所以不是真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么低级的计谋起到了效果。
当然，除了崇祯皇帝个人的智商问题之外，这事儿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多疑，他早已怀疑袁崇焕，谣言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正如侯杨方所写：
“崇祯皇帝一直在深宫之中，哪怕他去永定门城头看一看四万精锐大军是怎么一瞬间被后金军消灭的，都不会怀疑袁崇焕，质疑他为何不敢率军与后金军正面血战。如果袁崇焕真的是叛徒、卖国贼，他怎么可能在狱中写信让祖大寿回援北京？如果袁崇焕作为统帅是叛徒、卖国贼，他手下率领最精锐部队的头号大将祖大寿怎么可能不与他合谋，否则这个国怎么卖呢？如果祖大寿也是卖国贼的话，他又怎么可能听袁崇焕的话，回师救援北京呢？”
袁崇焕的人生，诠释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真相：
“找一个替罪羊是逃避自己与团体责任的最佳途径，反映在明末就是所谓的‘党争’，但这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党争只是内部矛盾激化到没法解决的时候推出替罪羊的一种手段。而且更关键的是，杀了袁崇焕以后，还会再出一个敢守孤城、敢于同后金军正面野战的统帅吗？不会了。所以《明史》云‘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灭亡已不可避免。”
其实崇祯有点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特别勤政，不好声色，厉行节俭，但缺点也一样，那就是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前段时间读《活在洪武时代》，深有感触。
在治国方面，朱元璋显然是无能的。他对官僚集团进行了大清洗，屠杀无数官员，又通过各种方式清算商人和地主。洪武年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全部破产。
朱元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显然没有。他是史上最能推卸责任的皇帝，在他眼中，官不行、吏不行、读书人不行、商人不行，老百姓也不行。
很多人会将朱元璋的暴政归结于他的出身。在秦制以来，朱元璋是唯一纯粹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也是种没有摆脱骨子里的自卑。他憎恨富人、不信任官僚，信奉杀戮的作用，认为只有杀戮才能让人们听话。换言之，朱元璋希望治下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官吏、读书人还是百姓，都只需要有一种性格——奴性。尤其是他对官吏和读书人的偏见，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胥吏在他眼中甚至与奴婢同类。
崇祯也一样，他同样会将责任推给其他人，推给士大夫、推给将领、推给民众……大家都“误国”，只有自己最无辜，临死时还在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在《征战》中，侯杨方着重于军事角度，还解答了明朝为何纵容努尔哈赤、欧洲武器为何无法挽救明朝等问题。侯杨方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在人口和地理领域有极深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历史地理》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库。他还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对丝绸之路进行“精准复原”，并研制了一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由《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和《名臣：大清帝国的君臣博弈》组成的“侯杨方讲清史”三部曲，则讲述了后金的崛起和清朝的兴亡。
我个人极度反感清朝，当然，这不代表我是什么明粉宋粉唐粉。于我而言，皇帝没有本质区别。
当然，清朝有着自身的特点。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一直以少数统治多数，而且八旗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可调和的满汉之别。
也正因为少数统治多数，清朝建立了许多制度，以确保统治的运转。比如清朝内阁权力已经大大缩小，皇权愈发集中。
书中写道：
“康熙皇帝宣称他的一生‘亲握乾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从体制上看，人数很少的八旗是清朝的统治集团，国家的军政大权均掌握在旗人手中。皇帝是八旗共主，全体旗人是他的奴才，因此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很高。”
在这种状态下，士大夫的边缘化使得“党争”这样的痼疾无法再影响政局。侯杨方认为：“清朝的政治体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其他时期和其他朝代，皇帝都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政治集团的制衡。”
康熙的勤政维持了一辈子，即使晚年身体不好，仍然在坚持。“他甚至觉得自己就像驾车之马，即使已经背疮足瘸，无法再拉车了，还要不断鞭策，直到累死，终究也没有休息的可能。不像明朝的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也能正常运作，康熙这会儿一天不上朝，政务就没法运转了。这是他晚年的非常悲苦的一种状况，但是这个乾纲独断的体制又是他自己亲自创立的，能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一来皇帝的能力有差异，二来即使能力再强的皇帝，也无法摆脱专制社会的痼疾，大臣的整体“奴才化”也让统治难以为继。
书名：侯杨方清史三部曲（《征战》《治世》《名臣》）
作者：侯杨方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品方：天喜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
乾隆曾说“本朝无名臣”，“有朝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之别”。但这一点并不值得骄傲，因为皇权的集中同样不是好事。侯杨方在《名臣》中书写了清朝一众大臣的宦海浮沉，因为皇权高度集中，君臣关系显得极为微妙，臣子的生存空间极为苛刻。侯杨方也试图破解那些民间传说的迷雾，比如民间鼎鼎大名的纪晓岚和刘墉，其实都污点不少，更算不得能臣，刘墉更是靠文字狱起家。
说到文字狱，清朝对思想文化的极度压制，于民众而言是灾难，于历史进程来说是灾难，不过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却是有效的——他们确实实现了愚民，也巩固了统治。
也就是说，皇帝或有好坏之别，但干的事情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一个现代人读史，如果还停留在“哪个皇帝好，哪个皇帝不好”“康乾盛世真厉害，可惜晚清太腐朽”的程度，那还不如不读。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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